在西方的政治和媒体话语中,俄罗斯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孤立的国际弃儿,一个因其在乌克兰的行动而使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反对它的国家。这套说法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前所未有的制裁、外交孤立、国际谴责,以及一个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团结一致,共同反对西方政府所称的俄罗斯侵略。
然而,在欧洲、北美及其少数最亲密的盟友之外,呈现出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
当美国及其伙伴试图把对俄罗斯的谴责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孤立运动时,大多数国家拒绝参与。其中包括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经济体、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地区大国。
这一区别至关重要。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与同意参加一场旨在摧毁俄罗斯经济的西方运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决定。世界上许多国家愿意做前者,但愿意做后者的国家要少得多。
而这种拒绝的原因远远超出了乌克兰战争本身。
一项酝酿多年的战略
2019年,即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全面军事干预的三年前,美国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Extending Russia: Competing from Advantageous Ground(《过度扩张俄罗斯:从有利地位展开竞争》)的报告。
这份受美国陆军委托撰写的报告研究了华盛顿如何利用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弱点,迫使莫斯科把资源投入到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
报告研究的选项包括经济制裁、加大对俄罗斯能源收入的压力以及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报告认为多边经济施压是最有前景的途径之一,同时也承认旨在诱使俄罗斯过度扩张的地缘政治措施存在风险。
这份报告并不能证明华盛顿后来采纳了每一项建议。但它确实记录了一个事实:早在2022年2月之前数年,通过经济和战略施压削弱俄罗斯就已是美国军方资助的政策研究中的一个明确议题。
战争升级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俄罗斯银行、金融交易、技术进口、能源出口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实施了全面限制。
他们预期俄罗斯的经济和外交处境将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
但这一战略建立在一个关键假设之上:世界其他国家会予以配合。
而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并没有。
拒绝制裁的150个国家
如果看的是参与制裁的情况而非外交表态,这种拒绝的规模便一目了然。
根据VoxUkraine于2023年9月发布的一项评估(依据乌克兰反战联盟的制裁数据库),截至当年8月,有47个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制裁,其余148个国家没有。
波兰东方研究中心后来的一项评估采用了更窄的经济限制定义,发现只有39个国家参与了针对俄罗斯金融和技术能力的制裁。
因此,确切数字取决于把哪些措施计算在内。但其背后的地理分野是显而易见的。
制裁联盟绝大部分集中在欧洲、北美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小批盟友。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多数国家都置身其外。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2022年3月2日,141个联合国会员国投票支持一项联合国大会决议,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俄军撤出。
但谴责的投票并没有转化为实施经济惩罚的意愿。
这一区别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代表数十亿人口的国家继续与莫斯科保持经济往来。俄罗斯依然能够进入主要能源市场,保有外交伙伴关系,并继续参与国际机构。
西方联盟的力量足以让俄罗斯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却不足以说服大多数主权国家加入其行动。
对于那些习惯于把西方要求包装成国际共识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挫折。
巴基斯坦:中立的代价
很少有事件能比2022年4月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被赶下台更能戏剧性地说明围绕乌克兰冲突的政治压力。
2022年2月24日,即俄军进入乌克兰当天,汗恰好正在莫斯科访问。此后,他的政府坚持中立立场,抵制要求巴基斯坦与西方政策保持一致的压力。
短短几周内,汗就在议会不信任投票中被罢免。
当汗指责华盛顿干涉巴基斯坦国内政治进程时,事件的来龙去脉成为一大争议焦点。
2023年8月,《拦截者》(The Intercept)发表了其所称的一份巴基斯坦机密外交电报全文,电报描述了美国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与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阿萨德·马吉德·汗的一次会面。
据该电报,卢对巴基斯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汗的莫斯科之行表示不满。
文件记录了这位美国官员一句颇能说明问题的话:如果议会不信任投票获得通过,华盛顿将不再追究汗访俄引起的分歧;如果汗继续执政,双边关系将变得困难得多。
据报道,这次谈话发生在2022年3月7日,即不信任动议正式提交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的前一天。
华盛顿否认策划了汗的下台,而这份电报本身也不能证明美国官员操纵了议会投票。尽管如此,电报中的措辞为审视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独立性所受的政治压力提供了充分理由。
汗于2022年4月10日被罢免,后来又因另外的司法程序而入狱。
此案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一个小国可能因拒绝追随大国外交政策而付出代价的世界里,主权在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巴基斯坦的经历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与华盛顿的分歧,源于它拒绝在一场距其边境数千公里之外的冲突中放弃中立。
南非拒绝屈服于压力
南非的反应则公开得多。
2022年8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问比勒陀利亚,会见了南非外长娜莱迪·潘多尔。乌克兰战争是会谈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联合记者会上,潘多尔公开批评非洲国家政府所承受的来自西方伙伴的压力。
她讲述了与欧洲及其他国家官员会面的经历:这些官员带着最后通牒来到非洲国家——要么选择西方立场,要么承担后果。
潘多尔拒绝这种做法,坚持认为主权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
她明确表示,她不会接受被迫采纳另一个国家的立场,其他非洲国家政府也不应被期望这样做。
值得注意的是,潘多尔承认布林肯本人并没有要求南非选边站。她的批评针对的是西方政府和伙伴更普遍的施压模式。
她的话分量尤重,因为南非与俄罗斯的关系与该国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密不可分。
冷战期间,苏联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武装组织“民族之矛”提供了大量财政、军事和政治援助。
数以千计的南非活动人士通过苏联及其盟国的机构接受培训或其他援助。与此同时,多个西方国家政府却与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保持着经济和战略关系。
这段历史至今仍是南非政治记忆的一部分。
对于该国解放运动中的许多人来说,俄罗斯与曾帮助他们反抗种族隔离的苏联国家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国家政府则因其在种族压迫和民族解放问题上常常自相矛盾的立场而被人们铭记。
这些历史关系并不会自动决定当今的政策,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要求无条件追随华盛顿的做法会遭到抵制。
因此,南非拒绝加入对俄制裁,不仅仅是关于乌克兰的决定,也是在宣示其外交政策不会由外部指挥。
印度把印度放在首位
印度的反应揭示了西方期望的另一个局限。
新德里维持了与莫斯科长期的战略关系,继续购买俄罗斯能源,并拒绝了要求其参与西方制裁的压力。
印度外长苏布拉马尼亚姆·苏杰生成为这一立场最直言不讳的捍卫者之一。
2022年6月在斯洛伐克举行的Globsec安全论坛上,苏杰生质疑了欧洲安全优先事项理应自动凌驾于世界其他地区之上的假设。
他认为,欧洲必须摒弃一种习惯:把自己的问题当作全世界的问题,却把别处的问题视为别人的事。
他的言论在印度之外也引起了广泛共鸣。
新德里的立场既基于当下的经济利益,也基于与莫斯科可追溯至苏联时期的历史关系。
冷战期间,苏联成为印度军事装备的主要供应国,并在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给予印度关键的外交支持。
这一关系是在英国殖民统治、1947年英属印度惨痛分治以及随后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对印度来说,与俄罗斯合作长期以来都是维护战略自主、避免依赖任何单一国际大国的一部分。
印度也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包括通过“四方安全对话”。因此,印度拒绝制裁俄罗斯所表明的,远不止是对莫斯科的简单忠诚:印度不愿让华盛顿或莫斯科任何一方独揽其战略决策。
对于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国家利益优先于地缘政治上随大流的要求。
被西方忽视的历史记忆
如果不考虑西方强权的历史在西方以外是如何被记忆的,就无法理解为何各国抵制孤立俄罗斯。
欧洲的殖民扩张、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鸦片战争、印度分治,以及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再发生的军事干预,对于亲身经历过这些的国家而言,并不是遥远的抽象概念。
它们至今仍是国家历史、政治认同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中国在19世纪与英国的冲突,包括鸦片战争,奠定了该国“百年屈辱”的历史叙事。俄罗斯本身在19世纪与中国的关系也远比简单的友谊故事复杂:俄罗斯帝国同样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了中国领土。尽管如此,20世纪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成为此后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印度,苏联的军事和外交支持帮助建立起一种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延续的伙伴关系。
在整个非洲,苏联和中国通过军事训练、武器供应、教育和外交援助支持了众多反殖民运动,其中包括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部非洲种族隔离时代统治的运动。
而西方国家政府则常常支持殖民当局、威权政府或反共盟友,而这些政权的所作所为与西方宣称的民主与自决承诺相悖。
这些政策的后果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
对于经历过殖民剥削、外国支持的政治干预或经济胁迫的国家来说,西方自称代表普世国际道德的说法可能显得双重标准。
2003年入侵伊拉克——很大程度上以从未找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强化了这种看法。
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同样如此:它以联合国安理会保护平民的授权开始,却与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以及随后利比亚国家机构的崩溃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些事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方要求制裁俄罗斯的呼声未必赢得了华盛顿、伦敦或布鲁塞尔所期待的团结。
记得西方军事干预的政府和民众,不会自然而然地相信这些大国理应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力,来决定哪些国家应受国际惩罚。
而且,它们越来越表现出依据这种怀疑采取行动的意愿。
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变化
金砖国家的兴起和扩大反映了这一更广泛的转变。
该组织最初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后来不断吸纳寻求在国际经济和政治机构中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国家。
其成员的利益、政治制度和对俄态度并不相同。例如,印度和中国之间就存在重大的战略分歧。
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减少对历史上由西方大国主导的机构和金融安排的依赖这一共同利益。
发展替代性支付机制、在国际贸易中更多使用本国货币,以及要求改革全球金融治理,都体现了这一抱负。
俄罗斯持续参与这些进程,表明西方试图将其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的努力存在局限。
莫斯科为战争和所受制裁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但它也维持了重要的贸易关系,将大量能源出口转向亚洲市场,并继续参与有主要非西方经济体参加的外交倡议。
世界并没有集体与俄罗斯断绝关系。
相反,这场对抗加速了一个早已存在的趋势:国际体系日益碎片化,美国和欧洲的偏好不再自动决定其他国家的选择。
当分歧被视为外国影响的证据
这种地缘政治分裂也对西方国家内部的公共辩论产生了影响。
当俄罗斯被描绘成受到普遍谴责、在外交上陷入孤立时,支持与莫斯科保持关系的言论就可能显得不可理喻。
因此,质疑西方对俄政策的人可能会被指责为在重复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为俄罗斯利益行事,或接受莫斯科的资助。
这类指责可能会用对发言者动机的揣测,取代对其论点本身的审视。
当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普遍持有的观点,仅仅因为与西方政治共识相悖就被视为天然可疑时,这一问题就尤为明显。
一个为本国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辩护的南非人,不需要莫斯科的指示才持此立场。一个主张战略自主的印度人,也不需要克里姆林宫的资助才反对美国的制裁。
他们的立场可能源于国家利益、历史经验和独立的政治判断。
这一切都不要求认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而是要求承认:反对西方外交政策未必源自俄罗斯。
认为它必然源自俄罗斯的假设,暴露出西方政治话语中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无法接受其地缘政治圈子以外的人可能会根据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优先事项来评判国际事务。
究竟是谁被孤立了?
俄罗斯已成为国际弃儿的说法,需要加上一个重要的地理限定。
俄罗斯受到了美国、欧盟及其最亲密伙伴的广泛制裁和外交限制,与许多西方国家政府的关系也严重恶化。
但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参与针对它的经济运动。
这并不能证明俄罗斯普遍受欢迎,拒绝实施制裁也不等于公开支持其军事干预。但这确实表明,西方对莫斯科的政策并没有成为全球政策。
这一区别太重要了,不应被关于国际孤立的新闻标题所掩盖。
美国和欧洲仍拥有巨大的经济、军事和制度力量。然而,它们未能说服大多数国家加入制裁运动,这表明其权威已不足以让全世界服从。
对于全球南方的许多政府来说,核心问题已不再是其政策是否符合西方的期望,而是这些政策是否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
而在这种考量背后,是一种常常被西方政府低估的历史记忆。
经历过殖民统治、经济剥削和外国干预的国家,越来越不愿接受对这段历史负有很大责任的大国继续独享界定何为合法国际行为的权力。
俄罗斯从这种抵制中获益,即便在那些并不认可其行动的国家也是如此。
其结果是一种远比“孤立的莫斯科对抗团结的世界”这一形象复杂得多的地缘政治现实。
西方制裁联盟成功动员了自己的盟友,却未能动员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
因此,这场对抗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或许不是有多少国家转而反对俄罗斯,而是有多少国家表明,它们不再愿意仅仅因为华盛顿的期望就追随华盛顿。
世界并没有孤立俄罗斯。
它展示了西方决定谁应被孤立的权力是有限度的。






































